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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对中国的
发布人: 博狗游戏平台 来源: 博狗游戏平台官网 发布时间: 2020-12-26 20:48

  时间2008年10月13日晚,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克鲁格曼获得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主要是因为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贡献。除此之外,克鲁格曼还提出了国际金融领域“三元悖论”的命题,并创立了第一个汇率目标区规范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基本目标区理论及模型。

  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分别用绝对比较成本和相对比较成本的观点解释了贸易发生的原因。不过,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并没有清楚解释不同国家之间为什么会有机会成本的差别,也没有能够预测国际贸易的格局。

  20世纪30年代,伯梯·俄林(Bertil Ohlin)在综合赫克歇尔(E.F.Hecksher)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机会成本差异或比较优势差别的原因是它们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即生产要素的数量比例存在着差别。因此,该理论对国际贸易格局的预测是贸易应该在资源差异最大的那些国家之间发生,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生。

  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际贸易格局的实际发展却越来越正统的贸易理论。世界贸易中增长最快的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而是要素禀赋十分接近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要素禀赋差异可以清楚辨识的产业间进行,而是在要素禀赋基本一致的产业内进行。

  克鲁格曼关注到传统贸易理论与贸易实践的这种。克鲁格曼认为新古典的分工和贸易理论关于企业规模收益不变或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是同经济中的现实不相吻合的。在现代产业中,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比重最大的制造业,规模收益递增是企业降低成本的一个基本途径。根据这样的理解,克鲁格曼认为,可以把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分工与贸易同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分工和贸易区别开来,使两者都成为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的解释。以规模收益递增的假定为前提,克鲁格曼认为现实世界中各产业的市场结构通常是垄断竞争的。根据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克鲁格曼推演出了以内部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的理论模型,提出了以内部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

  根据克鲁格曼的分析,既然现实中的生产过程存在着规模递增现象,并导致了市场的不完全竞争,那么一个国家处于发展初期的规模较小的产业在贸易下将受到严重冲击,从而发展起来的机会。克鲁格曼认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一国至少可以采取两种比贸易更能使自益的方法:一种是通过政策使国家获得较大份额的“租”;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这些政策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外部经济”。如果贸易的新思是正确的,重要的贸易部门就应是那些“租”不会轻易因竞争而消失的部门,从原理上讲就有可能通过贸易政策使本国获得更多的“租”。贸易政策还可以被用来扶持能够生产外部经济的活动。

  根据这样的逻辑,克鲁格曼认为,一国可以通过实行战略贸易政策,即首先确定重点要发展的支柱产业,然后通过适当的政策对之进行扶持,使之迅速发展,获得规模收益,在国际贸易中争取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市场论,提倡市场的运行机制,反对对贸易经济实行过分干预,认为广泛而深入的国家间贸易仍是提高世界福利的重要方式。

  克鲁格曼力图在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间建立某种关联。克鲁格曼认为,规模经济促成生产集中,而运输成本核算则具有生产活动集中的作用。当运输成本下降一些以后,公司会在一些地方集中布局,以实现生产或运输成本的规模经济。生产商偏好的区位,往往是需求较大或投入品供应便捷的区位,这通常也是其它同类生产商倾向选择的区位。但是,当运输成本降至很低时,生产厂商并不一定要就近布局,生产活动会出现分散化。然而,由于现实中运输成本仍维持一定水平,这便使得那些起步较早的区域吸引较多工业,从而出现较快的增长。克鲁格曼用这种理论解释美国东北部工业带的形成。

  在工业集中区的形成上,克鲁格曼不同意古典或新古典工业区位论中的经济竞争均衡模型。他认为经济格局的形成中,偶然性、径依赖、历史和特殊事件起决定作用。一旦早期的区位优势形成以后,通过前向和后向关联,可产生积累效应。这种非的经济分布在规模收益递增作用下,具有一定的“锁定”(1ocking in)效应,因此,在现实世界中,自动向最优空间格局发展的趋势并不存在。

  基于收益递增的三种不同方法(外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下的平均成本定价和垄断竞争),克鲁格曼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了贸易分析模型,对生产要素相似的国家之间同一产业的“相异产品”的贸易进行了理论解释。通过贸易理论,克鲁格曼发展了他的集聚经济观点。

  他的工业集聚模型假设一国有两个区位和两种生产活动(农业和制造业)。在规模经济、低运费和高制造业投入的综合作用下,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区域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

  他的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的模型则在一系列的假设下表明,发展的历史水平和期望对区域发展格局有重要影响。区域间发展格局现状改变速度甚慢。

  他的垄断竞争模型在总括经济地理学五大传统和他本人以前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低运输成本,高制造业比例和明显的企业规模经济,利于区域集聚形成。

  1951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 J·Meade)首次提出了固定汇率制度下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二元冲突)。在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国内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国际收支逆差;国内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对于第一种情形,解决失业问题必须施以扩张政策,而经常账户逆差要以紧缩政策治理,扩张政策与紧缩政策之间存在着冲突;对于第二种情形,解决通胀问题必须施以紧缩政策,而经常账户盈余要以扩张政策加以治理,紧缩政策与扩张政策之间存在冲突。

  1960年罗伯特·蒙代尔(R. Mundell)和马库斯·弗莱明(J. Flemimg)几乎同时提出了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实现宏观经济内外均衡有效性的理论模型,即“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该模型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调节经济即改变实际产出上是有效的,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反之,在固定汇率下货币政策是无效的,而财政政策是有效的。

  在M—F模型的基础上,1999年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了“三元悖论”,即在经济条件下,固定汇率制度、资本流动、的货币政策是三个不可调和的目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最多只能达到其中的两个。

  克鲁格曼以上关于“三元悖论”的论述被有些学者称为“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角分别是:货币政策性、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这样,美国选择的是货币政策性和资本的流动,放弃汇率的稳定;欧盟选择的是汇率的稳定和资本的流动,放弃货币政策的性;中国选择的是货币政策的性和汇率的稳定,放弃资本的流动。

  但是,克鲁格曼的“三角形”与这些学者的归纳并不特别一致。克鲁格曼认为,国际货币制度的选择问题可归结为:调节性(adjustment)、置信度(confidence)和流动性(1iquid)。正是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三角形”的三个角。这三个角表示的是国际货币制度的三个特征,三角形的三角和三边都可以对应着一种汇率制度安排,前面有些学者所提到的“三角形”并不是克鲁格曼自己所谓的“三角形”,或者说并不是克鲁格曼的“三角形”的全部,而只是“三角形”上的三个角点而已。

  最早提出“汇率目标区”这一汇率制度举措的是荷兰财政大臣杜森贝里。1985年,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威廉姆森和伯格斯坦共同又提出了详细的汇率目标区的设想及行动计划。克鲁格曼则在威廉姆森方案的基础上,把它由一个方案发展成为一种汇率目标区理论。

  汇率目标区与现行管理浮动汇率制的区别在于汇率目标区为一定时期内汇率波动幅度设立了一个目标范围,并且根据汇率的变动调整货币政策,防止汇率波动超过此目标区。克鲁格曼目标区理论模型主要阐明了以下观点:

  (2)汇率目标区与固定汇率制度或浮动范围很小的汇率制度相比,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性、灵活性。

  1979年,克鲁格曼以小国经济为分析框架,以固定汇率制度为分析对象,建立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又称为克鲁格曼模型。在该模型中,克鲁格曼清晰阐述了经济基本面恶化情况下货币危机的运行机制。他认为,一国财政、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制度的矛盾是引起危机的基本原因。一国采取信用扩张和财政赤字政策的初期一般会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吸引外资的不断流入,它们中的一部分被用于扩大进口,一部分增加了该国的外汇储备,当国内信贷扩张和外资流入这双重原因的信用膨胀持续一段时间后,就会使该国经济畸形发展,导致和虚假繁荣,经济基本面不断恶化,经常项目收支产生逆转,资本项目下外资流入放缓,甚至开始出现外流,最后导致国际收支逆差,外汇储备减少。当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就不得不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随市场贬值。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货币危机以及1998年俄罗斯货币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

  克鲁格曼除了在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外,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危机预言家,而他的这些预言都是建立在深刻的经济学分析基础上的。

  20世纪后期,亚洲一些国家为自己、为世界标注了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亚洲繁荣。许多人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20世纪末的亚洲发展看未来的21世纪,那无疑是亚洲时代的到来。克鲁格曼却以学者的冷静和分析亚洲的前途。1994年底,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亚洲奇迹的》,质疑亚洲增长“是否奇迹,是否持续”,并对世界经济重心将要转移到亚洲的流行看法提出疑问。克鲁格曼理论的核心是衡量社会“综合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有一个公式:

  克鲁格曼对这个公式的解释是:劳动力的增加和资金投入的增加会带来产量的增加,而对劳动力和资金的更有效的利用也会促进产量的增加。而且,他认为TFP对经济的增长有着更持久的影响力。

  克鲁格曼通过研究发现:亚洲经济奇迹不是靠技术革新促进TFP的提高来实现,而是依靠对劳动力、对资本高强度投入获取的,这种单纯的投入增长产生的利润会越来越少,而且也是有限度的。

  1996年克鲁格曼出版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流行国际主义》等书,克鲁格曼在这些书中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他提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要幻灭”。1997年该预言的成功验证,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

  对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他曾经有过预见性的分析。他在2006年2月13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指出,从进口与出口规模的简单比较可以发现,美国人花费的比他们挣的要多57%,更多借来的钱都被用来修建房屋,购买消费品,并且为联邦预算赤字融资,而不主要是用来推动投资。

  克鲁格曼肯定地认为,这样的消费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或早或晚,美国的贸易赤字将不得不下降,住房繁荣将会终结,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将不得不回归到经济的基本面。他还指出,由于太多的经济参与者有着不切实际的预期,美国未来将面临的调整不大可能是“软着落”,而是一种“崩盘式”的调整。

  在加入WTO,我国的外贸政策更多的是遵从“幼稚工业”原则,而新贸易理论告诉我们,我们在促进对外贸易方面要做的远不止这些,下面是新贸易理论给我们的一些。

  目前,我国的出口企业经营规模普遍偏小,显然不能适应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格局。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我国的出口企业实现规模经营要花相当长的时间,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当不利。因此,的适当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应规范市场行为,给企业压力或者鼓励,支持优势企业通过收购、控股等方式,逐步达到最佳生产规模,增强我国企业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获得更多的利益。

  新贸易理论了当代国际市场以垄断竞争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主要特征,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生产、出口全部的工业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即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既进口又出口。现代的国际竞争并不局限于个别产品的得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不一定非要通过来生产国外已占优势的产品。对外某些市场,并不等于国内的同类产业就不能发展了。别人生产了一些种类型号,我们可以集中资源生产别的或新的种类型号,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向国外出口。

  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现代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能够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扶持,帮助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将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简单地利用贸易壁垒来幼稚工业是一种被动和陈旧的方式,代价是不小的。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对某些产品(不一定是整个行业)给予支持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但是这些产品不一定是幼稚产业,支持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贸易壁垒等措施,而可以是代价较小的产业政策或消费政策,这种支持是一种积极的,有前途的,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

  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时期,一般预期东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将向部地区转移。但是,根据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观点,这一转移或许不能顺利自动完成,因为原来单个企业在产业集聚地区所享有的外部规模经济将因产业的不能整体转移而,加之部地区生产产品或原料供应的运输成本的增加,导致这种产业在原来地区的“锁定效应”比较强烈。

  基于此,我国目前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和承接将不能完全靠市场自动顺利完成。初期,我国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外资进入,实现了国际产业的转移与承接。这一经验也可以推而广之,灵活运用于国内产业的转移和承接上。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完善部地区经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制定优惠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抵减企业运输成本的增加;三是重视产业集群的整体转移,以尽量保持原来产业所具有的外部规模经济。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浮动有所加大。当人民币汇率参考一揽子货币汇率波动的情况而出现长期单边上升或下跌,并超过一定幅度时,中央银行需要对之进行“管理”,但由于这种管理方式和管理力度不为市场所知,市场上有可能出现与中央银行干预方向相反的外汇卖出或买进活动,从而增加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难度。

  如果参照汇率目标区理论,中央银行可以事前向市场公布一定时期内可允许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目标区,那么当人民币汇率运动到边界时,市场会做出与之前相反的外汇买进或卖出操作,有助于中央银行汇率目标的实现。

  肆意蔓延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让我们再次认识到“三角”理论的魅力。根据克鲁格曼的理论,目前中国的金融和,正处在从“货币政策性-汇率稳定”模式向“货币政策性-资本流动”模式的转变过程中,而巨额的顺差和经济不平衡,使中国在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等方面存在内在的不一致性。在如何把握宏观政策的协调一致,以及如何把握的步骤、节奏及力度等方面,“三角”理论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和参考。

  对于我国汇率政策安排的选择,一定要明确我国的近期目标。首先对于我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依然要未来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前进;其次,货币政策有效性是确保我国调整经济平衡的必要工具。所以我国近阶段内的汇率政策组合仍将是中间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已经和我国的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而纯粹的浮动汇率制度也非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所能适应。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货币依然要立足经济目标倾向,适时的调整浮动汇率框架下的管理限度,同时稳定资本市场步伐。

  克鲁格曼在亚洲危机爆发前看衰亚洲经济的原因,即“纯粹靠增加投入来实现的增长是不可以持续的,真正的增长必须来自生产率和技术的提高”的观点,对于当前的中国是再好不过的提醒。产出的增长可以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两种基本径实现,而资源是稀缺的,不可能无限地增加投入,因而要想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只能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这恰与目前我们强调的科学发展有相当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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